文化大家谈之十四:柳忠秧诗酒人生终不悔
2017-01-06 14:56  贵网  进入贵社区   复制本文地址

  日前,著名诗人柳忠秧因醉酒突发心绞痛晕倒,送到医院急救才躲过一劫。在与死神亲密接触之后,柳忠秧是否还和以往一样离不开酒?对生命是否有了新的感悟?当鲁奖话题在公众视野消失之后,这位诗人现状如何?《文狐网》创始人方敏女士对柳忠秧做了如下专访。
 
  方敏:你是一个喜好喝酒的人。作为诗人,这次劫后重生,对生命是否会有新的感悟?
 
  柳忠秧:前天因为和朋友聚会,喝了三场酒,过量了,出现了心绞痛,算是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,感慨良多。有人说我是酒仙,柳不倒。但因为精力和年龄关系,长期喝酒也不是办法。
 
  对于我来说,诗酒人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每天的生活规律是,上午要睡到十点至十一点。起床后,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为一些企业做顾问,要为顾问单位服务。我最近也把文化公司恢复了。经济是基础,咱也要养家糊口。上午处理了一些事,中午一般要宴请三五知已,谈一些事,喝喝酒,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 
  下午也很忙,有时候休息,有时候访友,有事情谈时晚上也要聚会。诗酒人生朋友多。酒桌上可以交流,可以办事,碰撞,增进感情。方方曾说我到处请客很荒唐。我每天两顿饭,每顿饭有时是我请别人,有时是别人请我。我请客花的都是自己的钱。没有暴殄天物,也没有公款可以去消费。
 
  我以前每年出差也就七八次,基本是在北京、武汉、广州这条线上走动,其它地方很少去,飞机都很少坐。因为家里小孩小,上学要接送。我在有限的时间回一趟湖北老家,文友们都要聚一下,要么是我请人家,要么人家请我。所以有些指责是很荒唐的。我倒是反问方方,您每顿饭是在哪吃的?公款还是私款,作为省作协主席必须向公众回答!
 
  这次醉酒以后我算是大彻大悟,新的生命起点,剧烈的心绞痛犯了,一口气上不来可能也就过去了。我也悟到了人生苦短,我刚刚在一个活动中谈到《春江花月夜》的长诗,面对岁月流逝、日月无情、游子思归、怨妇思春的这种情绪的描写,一个缈小的生命在庞大的宇宙面前,一个有限的个体,在无限的空间里是很渺小的。
 
  我也会珍惜生命。我认为珍惜生命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多实现生命的价值。我下一步会写更多的作品,奉献更好的诗篇。可以说诗歌是我的第二人生,第二个情人。这么一次生死的跨越,让我觉得亲情的可贵,人生的可贵,生命的宝贵。同时也感觉到诗歌的伟大。生命停止了,艺术的创造也会停止。珍惜生命,也是更好的热爱家庭,爱子女。我想这么一来,以后创作会有一种时间紧、光限迫的感觉。
 
  我以前性格比较随性,脚踩西瓜皮,滑到哪里是哪里。今后的创作要拟一个计划了。我现在正是壮年,每年的春秋两季出活比较多。最近准备以福建八闽文化和台海文化为素材写一首长诗。我今年去福建采风采了四次,还有为一个央企写一首长诗,这个企业有很好的企业文化精神。他们的企业文化做得好,感动了我,所以我决定给他们写一首长诗。
 
  方敏:你什么时候到广东去的?岭南文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?
 
  柳忠秧:我是1992年去的广东。我第一份工作在广州社科院,从事三产,搞创收。这个地方人才密集,以搞科研为主。当时还有一个《岭南文化时报》。广州有高度的精神文明,但也有高度世俗化的东西。例如广东人在穿着上就不讲究。但广东人低调,务实。其独特性有别于其它地域的文化特点。敢为人先。尽管岭南早期为蛮夷之地,但在宗教方面很有成就。譬如六祖慧能著的《坛经》,则是禅宗经典,在岭南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另外经学、哲学大家有汉代的“三陈氏”及后代的陈白沙、湛若水等。均是在哲学思想和理学方面有重要成就的。尤其是陈白沙,有东方黑格尔之称。至近、现代,康有为,梁启超等人的成就也十分了得。康、梁那个时代,岭南文化无疑担当了中国文化的主流。广州也有便利的港口资源。近现代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,有“康梁”、林则徐、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改良、改革派。后来的讨袁反帝,护国护法等,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。从某方面讲,超越了中原文化的影响。孙中山尽管有些问题,但是他留下了一套治国体系,有一套政治纲领,三民主义,五权宪法,这些是很了不起的。岭南文化对我有很大影响,我认为要大力宏扬岭南文化。陈炯明其实也有可爱之处。这些人和事都感动了我,所以我才写出了300多行的史诗《岭南歌》。是对岭南文化全境式的展示。我22岁去广东,现在已是人到中年了。
 
  方敏:在你的文本中,可以看出有很重的楚人情怀,可以谈谈你眼中的楚文化吗?
 
  柳忠秧:我的基因还是楚文化,是土生土长的楚人。譬如屈原的悲壮精神、出生入死的家国情怀可以说贯穿了我的生命。再就是李白,尽管他不是楚人,但他展现的是楚文化的情怀。楚文化的这种担当、血性,浪漫,多情与豪放对我影响很大。楚人放达人生,不服输。楚文化的这种精神是我与生俱来的,挥之不掉的。而岭南文化给了我全新的视角,震撼与提升,而且岭南文化最能与国际接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现在是一个杂交体。楚文化的底子,岭南文化的作派。楚文化为体,岭南文化为用,体现得明显。同时中原文化对我影响也大。我们的正统阅读中,很多历史发生在中原。一部河南史,半部中国史。我对中原文化也很关注。
 
  方敏:在当今的诗歌创作中,旧体诗与新诗创作基本是两个阵营,相互之间也很少有交集。但也有极少数诗人,新诗旧诗都在涉足,并力图走一条自已的路。从你以往的作品来看,你应当属于后者,你如何界定你的诗歌创作方向?
 
  柳忠秧:这点我也注意到了。旧体诗和新诗不相往来,学术上的话讲,古诗分古体诗和近体诗。为了避免拗口,把古诗改为旧体诗之表达,从学术规范来讲,古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。我个人有个观点,诗歌从终极意义上讲,只有好坏之分,本无新旧之别。新旧之分是评论界的一种划分。
 
  任何一个时代,他的诗体都有创新。汉朝以前没有乐府。为什么后来有新诗?这是五四以后的事。唐朝以前,格律诗都还没有成型。所以诗歌的诗体不是问题,关键是诗歌的好坏。为了实践我这个观点,我进行了严格的新体诗和旧体诗训练。有些格律诗麻烦,我也写了相对宽泛的古体诗,如乐府体、歌行体长诗等。在古代诗词里,歌赋有关联性。大的一个方向,史记是无韵之离骚(鲁迅先生语),为什么有此说?把史记按诗歌的排法那就是史诗。所以常年纠缠于新旧这很可笑,有本事创作好诗,好诗是形式束缚不了的。譬如《大风歌》: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,非常自然,大气磅礴,感天动地。
 
  项羽等一批英雄豪杰、侠客的一些诗,还有陈子昴为代表的《登幽州台》等留传千古的诗作,都是妙手偶得,高手绝唱的东西。包括屈原的诗歌,也是汪洋恣肆、纵横捭阖。这种气势是任何形势阻挡不了的。2012年《中华诗词》年鉴卷首语上说“内容永远大于形势,形式要服从内容”,我是比较赞同的。
 
  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个安分守纪的人。我对于绝对的形式是很讨厌的。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,为什么会有新旧,会有分歧呢?写旧体诗的问题在哪?我们写旧体诗的人思想偏老,毫不客气地说,有些旧体诗人过气了。一会写赌场,写超女,一会同情萨达姆,歌颂金正日。这些东西,“伟光正”,“高大全”、“党爹妈”是不能用诗的。我们要思考的是哲理,探讨的是宇宙的奥秘,弘扬的是人性的精神。爱国是无条件的,主流价值没有错。我们秉承什么样的价值观、人生观这个很重要 。我们怎么样看待历史?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。我们有的诗人把中华历史彻底抹黑,这是历史虚无主义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生存了几千年,总有她的好东西。传统的士大夫品格、儒家精神秉承的是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,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万世开太平这么一些伟大思想、精神是很优秀的。中华本土的道家提倡的是清静无为、道法自然,也是重要的文化资产。我们绝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、价值虚无主义、文化虚无主义。现在有人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,这是很糟糕的事。
 
  写旧体诗的人最大的问题,从思想与价值观上说,不能都搞成党国文化......旧体诗的书写,要经典化写作,也不能全是四言八句。屈原的《九歌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都是长篇。李白《将进酒》、《蜀道难》都是长篇。《春江花月夜》为“孤篇压全唐”。为什么有份量的都是长篇?不能老打游击,要搞点主战场。为什么西方讲史诗呢?你老是四言八句,五律七律的那怎么行?唐诗宋词如果都是一些短的就不行,还有很多是长篇的。当然词牌有词牌的规范,想写长也长不了。但诗有长诗,明清以后以吴伟业、杨度、黄遵宪、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人都有长诗,之后的郭沫若的《女神》也是。
 
  旧体诗有几点:第一,观念,人生观、价值观,严重滞后甚至反动陈腐。第二,确需有些宽大叙事,长篇的东西。第三,形式、格律的束缚,很难写出西方史诗那样大的内容、大的容量。格律诗严格按律,新诗相对自由,但不是绝对自由,有内涵和外沿。以为新诗绝对自由是错的,肯定有形式规范。新诗瞧不起旧诗,新诗较于旧诗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,境界和气韵都差很远,唐朝有开放的文化与气度,诞生了李、杜、白等诗人群体,诞生了《春江花月夜》等,造就了伟大的唐朝。
 
  现在的新诗有点糟糕,翻译方面就有问题。民国的那些翻译精英人才现在很少了。我们现在接触的是三流的翻译作品,喝着他们翻译的地沟油,烂沙滩上建高楼。现代汉语有很多舶来品,转基因这很可怕。文化的转基因是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断裂。从逻辑上讲,自由诗有内涵必有外延。诗歌“见仁见智”是学术界彻底的的不负责任,无原则。学术界的功利断送了诗歌。我采风过许多民间文化,也大量阅读。传统文化如长江黄河一样,是中华文化的乳房。我在阅读新诗的过程中,很遗憾不懂英文,有时也只能阅读三流的翻译作品。还有网络化的语言、生造的语言。
 
  还有一点是交流不对等,有人中国传统继承得不错,但对西方的则“隔三层靴搔痒”。创作新诗时参考的范文是很缺乏的。尽管如此,我新诗旧诗都写。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既不是新诗也不是旧诗,这就对了,要有自己创新的东西。长篇歌行、长律、排律有排山倒海的气势。每个人要形成自己的个性才算成功。朦胧诗那代人还不错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。上世纪90年后新诗麻烦了。朦胧诗那代人多少有传统文化的影子,被称为伤痕、反思文学。也算是国之不幸诗家幸。
 
  91年后全民经商。诗人在商品大潮中不堪一击,摧毁了诗人最后的尊严。有的人走向了下半身写作、口水写作。诗人不需要学习了,不需要传承了,最后导致了死亡崇拜。屈原的死不同,屈原是大义之死、向死而生,为了生而死,死得绝决,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死亡。顾城弄一个情人在身边,把老婆劈死了再去死,从法律意义上讲是罪犯之死。海子之死,虽很悲壮,也很诗意,但多少有点不负责任。农村的爹娘把他培养出来很不容易。诗人至少是一个正常的人,有道德、有修养的人,不能好吃懒做。现在有些诗人不珍惜自己,什么也可以不要,传统文化也不要,落入西方文化陷阱,写不出好东西来。诗不够用形式凑,诗人没有办法用好的语言表达、创造,只知道要死要活、胡搅蛮缠,这是很糟糕的现象。
 
  方敏:你常自称自己为“无业游民柳忠秧”,自嘲的成分多一些吧?自由职业在当今社会可是相当普遍。
 
  柳忠秧:我觉得这个称号无上光荣。在当下价值观重塑的时代。经商更不容易。当个小老板不送礼拿不到项目,对我来说也是勉为其难。我现在当无业游民,写诗,搞点文化项目,给企业当文化顾问,收取顾问费很自在。自由职业挺好,很适合我的性格。
 
  方敏:现在写诗的人如果靠稿费,基本是无法生存的。传说中你的诗歌出手便是几十万,并且是住在星级酒店创作。在诗人队伍中,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这点。在当下文化产业逐渐升温的大时代,诗人们是否可以通过走市场找到出路?
 
  柳忠秧:传说可能有点误会。我的作品是配套服务,是属于专题性创作费,是要经过谈判,博弈的。我的顾问费一年有100多万就不错了。我和我夫人对金钱都看得很淡。我的创作也是有原则性的。我现在的顾问单位越来越多了。五星级酒店可以住,小招待所也可以住。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,只要干净就好,不择那些外在条件。
 
  诗歌创作的价值观很重要。譬如《三国演义》在国内卖得好,东南亚也可以,但在欧美就难有市场。因为我们讲的是忠君爱“国”,阴谋诡计。《西游记》卖得好一点,因为神话是创作的母体。我们有些价值观撑不起文化产品。我的诗可以做文化产品,可以搬上舞台,我还可以创作城市主题诗。现在国家对文化思考的战略层面不错,我个人对文化产业充满信心与希望。我现在组建了自己的团队,也做了一些大制作。文化项目强在精神、学术气质,打造文化强市,文学是载体。但诗人也要有诗人的尊严与高贵,在走向市场时要有自己的创作底线。
 
  方敏:谈谈你的阅读范围,哪些书籍对你最有影响?
 
  柳忠秧:我的阅读比较杂。这得益于家里几代人都是教书匠。我父亲在学校当过教导主任、校长,后又任地方教委负责人,这对我影响很大。我偏爱文史哲,什么书都读。有一段时间还爱好数学。
 
  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古代逻辑是有问题的,发展也不够。从学术层面讲,西方的形式逻辑显然完备得多。我们国家教育机构在逻辑学的教学、普及方面也做得不够。哲学也很重要,因为我搞创作离不开。庄子、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宝贵的财富,搞文学创作必须对它们有所研究,尤其是像我这样以地域文化、历史、大江大河为创作素材的诗人。
 
  我曾恶补过哲学,历史也是恶补,拜了许多哲学家、历史学家为师。中国古代文化太伟大了,四书五经、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等。好书不厌百回读,可以反复读。传统文学经典、诗歌文本经典,还有一些理论家如沈约、金圣叹、王国维等人都是很了不起的。另外宗教也重要,在创作中,面对无限时空、日月山川得有敬畏之心。“心中有神”的追求是我的人生涅槃之路!
作者:admin 来源:未知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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